1950年秋夜，洛杉矶郊外的一栋简朴小楼里，7岁的男孩望着父亲的行李，悄声问道：“我们真的要回中国吗？”父亲点点头，这是家中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决定。
太平洋彼岸的北京正等待这位名叫的科学家归队，他背负着国家对尖端科技的渴望。对于年幼的钱永刚而言，回国意味着彻底告别熟悉的英语环境与优渥校园，在陌生的汉语声中重新开始。
1955年底，一家人踏上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。甲板的寒风吹得他直打哆嗦，也吹开了一段与众不同的人生。抵京不久，他被父母送进小学，先学拼音，再认方块字，那几年，他常把“good morning”憋在嗓子眼里才想起要说“早上好”。
进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，他的身份标签难以回避：“火箭专家的儿子”。同学好奇，老师期待，他自己却常感力不从心。功课进度跟不上，母语基础又薄弱，学习稍有起色便遇上“停课闹革命”。第一次被动辍学，就此埋下遗憾。
1969年春，尚未拿到毕业证的18岁少年迎来征兵干部的动员。那天操场上风沙扑面，他抬头看着，“要不去部队闯闯？”一句自问成了决定。几周后，他剪去长发，成了空军工程兵的一员。
军营的节奏全靠号声指挥，五公里武装越野、夜间战备拉动，日复一日。陌生的铁血规矩很快磨平稚气，却也给了他新的自信。一次刺杀操演，他夺得团第一名，被表彰为“五好战士”，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靠自己赢得的荣誉。
有意思的是，连队里知道他是钱学森之子后，并无特殊照顾，反倒格外关注他的表现。有人戏言：“姓钱的，能飞火箭，也得先练好正步。”他憋着劲，从来不掉队。夜深人静，他还在煤油灯下翻着借来的《高等数学》。
军旅岁月教会他两件事：服从与自省。可理想不灭，求学的火苗一直在心底亮着。1970年代中，军工科技亟需人才，他多次申请到技术员岗位，却因学历不足屡屡受限。那股无处安放的求知欲，成了横亘在心里的缺口。
1976年以后，社会气氛渐暖，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在营区悄悄流传。“机会来了。”他在日记里写道。30岁的年纪，在同僚眼里已是“老兵”，但他决意再上考场。
为了追赶被耽误的十余年，他给自己排了魔鬼作息：白天训练，晚上挑灯夜读。乘凉的战友看他抱着习题集不挪窝，善意提醒：“老钱，别累坏身子。”他笑答，“书欠我太多，总得还点。”短短一句，字字掷地。
1978年夏，考场外的梧桐叶在热风中翻卷。三天的奋笔疾书后，他拿到了一张印着“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”的粉色薄纸。那一刻，许多战友簇拥着他起哄，掌声里夹杂笑骂：“当了老兵还考学，你行！”
进入大学，他比同班同学年长近十岁，却从不自卑。课堂前排常能看到他高高举起的手；实验室的熄灯铃响，他才放下焊枪与计算尺。四年后，他在计算机专业毕业，留校期间发表多篇论文，被导师评价为“错过了最佳起跑线，却跑出了加速度”。
1982年夏，他握着工学学士学位证，向父亲汇报。钱学森只说一句：“路自己选对了，就不怕晚。”随后，家里又出现了远行机票，这次的终点是加州理工学院。他带着军中锤炼的意志和校园磨出的思辨，再次跨海。
回望那两次“出走”——少年时的被迫辍学，军旅中的主动离校——都像是对他意志的两次淬火。不仅没让他折损锐气，反而让他在30岁再次出发时，多了从容与笃定。钱永刚的人生，恰似一次逆流而上的火箭测试，重复校正，却总朝着更高的轨迹升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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